论“漏罪不究”法律原则

发布时间:2022年08月30日
       “不留罪”是《道家学说》的一个原则(摘自我自己的《法论六论》)第三章:道家学说的价值《道家学说》是作者对“法”及其行列式“道” 关系论的命题, 无疑源于“法高于法”的某种概念。但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法律之上的法律”多是指宪法, 即一般法的母法、一般法和基本法——这当然是宪法概念的延伸(即, 宪法与其他一般法律的关系)。说过。问题是, 无论它有多么“至高无上”的地位或等级, 都无法改变“宪法也是法律”的事实。在这种情况下, 人们必然会从法理和法律逻辑上进一步探讨什么是更高层次的“法高于法律”的问题。例如, 当我们确定了“依法治国”的政策(其本质是“依法治国”)之后, 我们会发现“依法治国”的逻辑前提”就是“有法可依”。这样一来,

“法律从何而来?”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出现。对于这样一个问题, 每个学者都会有不同的看法和答案, 从而形成或属于不同的学派。其中, 历史悠久、影响最深远的是自然法学派。作者的道家学说, 若有朝一日能形成一所壮观的学派, 堪称“道家学派”。 - 这是一个谎言, 读者不要当真。因为, 到目前为止, 作者在这里只做了一些研究和传播, 学术界也基本做出了回应。未来发展到底是什么情况, 只能边走边聊,

很难下定论。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完善理论本身, 如何将其应用到国际法和国内法各个领域的研究中, 尽可能多地收获应有的成果, 为社会做出贡献。为此, 我们先来探讨一下道家与自然法等相关理论有什么不同的问题。只有在此基础上, 才能谈道家本身的价值。一、道家与自然法的异同。自然法是西方源远流长的法学理论, 而道家法学则是在作者对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启发下形成的法学理论。他们的共同点是, 他们都承认“法中有法”和“法后有法”, 而且在法律背后都有一些不可逆转的客观因素, 由人决定, 发挥着最终的决定和限制作用。不同之处在于这两个决定因素完全不同。在自然法学派中, 决定性的因素是自然理性, 它千古不变, 各国都一样;道家学说认为, 决定性因素是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 虽然这种规律本身不能创造和灭绝(斯大林), 但随着生产力、生产方式和相应社会形态的发展, 新旧将被取代, 从而导致进化和进步。为了让读者对此有更好的理解和理解, 让我们更详细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代价是重复一些已经说过的话。首先, 什么是“道”? .在中国哲学中, 原来的“道”是指“路”。无路可走, 困难重重, 荆棘遍地, 石块颠簸, 势必会割衣穿脚, 也就是要受到大自然的惩罚。此后, “道”逐渐从“路”这样的具体事物演变为不可逆转的客观规律的高度抽象的哲学概念。当然, 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由于思想流派和个人观点的不同, 他们所表达的“道”的范畴或概念也大相径庭。但我们用马克思主义哲学重新诠释后, 可以牢牢把握“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客观普遍规律”或“客观必然”,

即不失、不放手、不改变, 从而保持其内在的稳定和均匀性。在此基础上, 可以建立相应的法哲学理论体系。从这个角度看, 所谓“道”, 是指客观世界中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总和, 或者说两者的有机统一(对立统一)。其中, 社会规律是指一定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所决定的生产关系, 以及建立在由这些生产关系构成的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各领域的一切客观规律。在上层建筑领域, 除了政治和法律的规律外, 还包括哲学、宗教、道德、伦理等文化和价值方面(如自由、平等、博爱、人性、公平、正义、效率)的相互关系。等)以及存在于这些关系中的客观规律。所谓客观规律, 是指各种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之间客观存在的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即这种联系的客观必然性)这些联系的存在使得一种现象在一定条件下必然导致另一种现象的出现, 而一定的作为或不作为必然导致相应的结果。这种内在的、必然的因果关系的存在, 必然导致任何违反客观规律的行为迟早会受到相应的惩罚, 任何遵守都会受到相应的奖励。所谓“总和”或“有机统一”和“对立统一”, 是指社会规律对自然规律的依赖和相对独立, 以及这种依赖和独立的对立面的统一。就其依存性而言, 上层建筑领域的规律取决于经济基础领域的规律, 而经济基础领域的规律又取决于生产力本身及其发展的规律, 而生产力本身又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规律。自然科学所认识和揭示的自然。 , 成为连接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中介。就其独立性而言, 社会规律是与自然规律有着根本区别的特殊规律。这种特殊性的突出表现在于, 它是以人为中心的规律, 是涉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规律, 是建立在人的理性之上, 为人的理性所发现、认识、掌握和运用的规律。一言以蔽之, 就是广义上的人性法则(即关于“人之道”)。从这个意义上说, 所谓“道”也可以称为“道”与“人”的总和或统一, 其中“道”指自然规律, “人”指社会规律。两者统称为“道”。理清了道的概念之后, 我们再来看看道与法的关系。首先, 道既然是法, 遵则有报, 违则必罚, 那么决定法的依据是力量, 必须遵从。其次, 既然是法律, 是不能违背的东西, 那就必须是法律所依据的标准, 应该是的法律, 或者更准确地说, 应该是法律的基础。第三, 既然是自然规律和人类社会规律的总和, 那么, 既然人类社会必然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 即人们征服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而进步和发展, 那么不同的社会必然会有不同的规律。 , 造成新旧法更替的现象。这种更替虽然严格说不是某种规律本身的进步和发展, 但可以说或表现为“道”的进步和发展——即生产力发展到什么水平。 , 什么是相同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中存在和发挥着什么样的规律或“道”——而“道”的进步和发展必然会导致应该规律的进步和发展, 后者, 由于前述第一条的决定, 必然会导致实在法的进步和发展。不仅。正因为“道”是一条法则, 它不仅决定了实法与应法、应法与道的接近或趋同——其本质是实法与道——而且决定了何时何地。二是在什么情况下接近或实现趋同。显然, 道与法的关系与经济学中价值与价格的关系非常相似(但并不完全相同)。例如, 在商品交换中, 虽然人们付款是按价格而不是按价值进行的, 因此价格很可能会偏离价值, 但价值规律却顽固地将偏离的价格拉回与价值一致(实际上是与价格相对应的轨道)生产的价值, 即转化后的商品的价值)。同样的道理, 虽然社会上的人有时不得不去执行偏离道的或应有的真实法律, 但归根结底, 道会顽固地执行不符合道的法律, 所谓“恶法”具有不可抗拒的铁的必然性。将其更改为正确的方式。这样, 《道家学说》也解决了法哲学中“恶法不法”、“恶法亦法”的长期难题。结论是:虽然恶法也是法, 但最终“法将无法无天”。至此, 有人可能会斥责上述的道法关系学说或所谓的“道法论”, 认为它是对西方自然法学说的翻版。对此, 笔者的回答是:第一, 自然法理论在西方是一个源远流长、影响深远的法律思潮, 但除了自然法之外还有更多的科学概念, 如客观法、内部法等。前者对应于主观规律, 后者对应于外部规律。第二, 无论是自然法还是客观法、内在法、应该法等, 都不能解释“道家学说”所能解释的四大问题, 即:一、自然法、客观法、内在法等。以及应该法则本身的基础或基础;二是自然法、客观法、内在法和应然法本身发展的动力和原因;第三个是原因实在法向自然法、主观法向客观法、外部法向内部法趋于或趋同的原因和动机;第四, 这种趋同和趋同之所以发生在此时此地或彼时, 是其实现的原因和基础。第三, “道家学说”既体现了中国古典哲学中“道”的基本精神, 又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法哲学, 是两者的完美结合。这在自然法理论等西方法哲学中是完全没有的。 2、道家、客观规律和内在规律概念的异同这里所说的“客观规律”可以包括社会团结法学家狄霁的“客观规律”。但是, 狄霁的“客观法”概念并不像前苏联学者的“客观法”和/或“内在法”概念那样严谨和科学, 后者基本上是以马克思法哲学为基础的。但是, 前苏联等马克思主义法学家的“客观法”和“内部法”概念也存在各种无法克服的缺陷, 如前所述。最重要或最突出的是:第一, 它们不是真正的“法律”, 而只是隐藏在法律背后的起决定性作用的内部因素;其次, 他们无法解释自己的产生、发展或演化规律, 因此, 无法解释和解释由它决定的法律规范的产生、发展或演化规律。道教不同。既然它所说的“道”是指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 那么规律是不可违背的。有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在不断的发展和演变, 使“客观规律”和“内在规律”无法解释或解决的各种问题得以解释或解决。 3. 道家法学方法论的更新 道家法学的提出为法学研究增加了一种新的方法, 从而为法学方法论的更新或创新提供了不小的契机和动力。道家的方法具有类似于社会法学派重视社会生活现实的一般特点(包括狄吉强调“客观法”与实在法的关系, 埃利希强调研究“生活法” , 即“支配生命本身的法律”)。 ”, 庞德专注于“与法律相关的社会事实”等研究方法), 但它有其独特性, 即:一个法律制度和(或)法律规范是否会让社会和公众在现实生活中生活得井井有条判断一个法律制度和/或法律规范的优劣以及某种法律理论或法律理论的优劣, 以“道”(即客观法)的惩罚作为决定其选择的标准。如作者对“无罪”的看法)。对“推定”的批评与主张“中立推定”是一样的), 最低要求是不受“道”的惩罚, 即客观规律, 而最高的要求就是以“道”来奖励, 即客观的法律指导立法实践, 包括法律的制定、修改和不断完善。某种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是否惩罚或奖励了社会, 当时的大众。同样, 在确定现实社会中的法律制度时或者说法律规范是否符合“道”, 是否需要修改, 朝什么方向修改, 也以它的实际效果来衡量, 社会和公众是否受到道的奖惩(即客观规律) .对于现实中尚不存在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 如果我们将其提出为“应当的法律规范”, 就必须从多方面分析论证其预期效果将是使社会和公众了解真相(即是, 客观规律)是奖励而不是惩罚(或至少利大于弊)作为理由;从“应法规范”向“实际法规范”转变时, 是基于与本标准相同的社会实践效果。检查, 随时跟踪研究, 必要时提出修改建议, 促进其表征, 使其逐步趋于完善。至于对其他法学学派和理论命题的评价, 除了按照道家的原则来实施所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实际效果(奖惩?)外, 还必须辅以法学和法律。逻辑分析法, 为的是从多方面去检查和判断, 避免不科学的“与我划清界限”的损失。显然, 道家的原则和方法, 一般来说, 并不排斥其他法学研究方法, 而只是在其“工具箱”中增加了一个分析工具。但有了这个“加法”, 研究人员将多了一个选择;时间长了, 有些人会弃旧择新, 尤其是在现实中遇到一些新难题时。这样, 自然会导致法律方法论的更新或创新, 无需人为寻求创新。 4. 道家与比较法首先, 比较法首先要有一个可比的对象(即各个国家和地区现有的法律制度或法律规范, 广义上还包括历史上存在但现实中消失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 如罗马法等), 否则就没有可比性。作为我们比较的比较法的研究对象, 它们的产生、演变和修正只能用道家的原理和方法来研究。其次, 在纵向(历史上)和(或)横向(当代)比较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制度和/或法律规范的过程中, 用什么作为比较的工具, 即什么是优劣的判断标准也是比较法本身无法提供的。然而, 道家理论可以提供这样一个标准或基础。这里所说的判断标准问题还包括在纵向和横向比较的过程中, 是否应该将某种法律制度和/或法律规范引入作者所属的法律制度的问题。例如, 在当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信用体系”时, 古罗马法中的“耻辱”(也称“耻辱”、“剩余淫秽”)和“人格贬低” (尤其是“人格还原等”)系统是否或有什么样的参考价值?单靠比较法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 只能靠道家来帮忙了。从道家的角度来看, 这个系统是否有参考价值, 包括什么样的参考价值, 包括引入后如何改进以满足实际需要, 取决于引入和改进是否符合实际需要。是否符合“道”(即客观规律)的要求。走这条路的人会得到回报;不听话的人将受到惩罚。而且, 奖惩的程度与他们符合道家或离经叛道的程度成正比:越符合道家, 社会和公众所获得的奖赏就越高(即社会效果越好);相反, 与道家要求的偏差越大, 距离越远, 对社会和公众利益的损害就越严重。此外, 当一个法律制度和/或法律规范的引入可能产生积极和消极的影响时, 可以通过综合分析和反复权衡其利弊来确定, 包括考虑可以采取哪些有针对性的措施。消除或减少负面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 我们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或者达成共识, 那就是:罗马法中“污名化”的公法体系(也可以看作是公法的私法体系, 或者相反, 作为私法体系)。虽然它是在当时社会的特定条件下产生的, 由于历史条件的变化而自然消失, 但我们今天仍然可以借用它进行革命改造, 同时建立相应的“去污名”制度, 使完成并发挥新的功能和作用。再者, 我们在实际应用比较方法的研究成果时, 基本不能依靠比较方法本身来判断其有效性和成功性。这也需要我们运用道家的原理和方法进行后续研究, 然后提供必要的指导或帮助。此外, 还有一种情况, 比较法能给我们带来什么, 道家也能给我们启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证据开示制度”(the system of discovery procedure or the discovery rules, 在民事诉讼中也称为“证据开示制度”, 即在正式开庭前, 双方共享证据他们已经与他们通过法律程序对对方“摊牌”)。这一制度最早起源于美国, 主要是为了避免或减少一方当事人在庭审过程中突然抛出一些意想不到的证人或证据而造成的消极不利局面的缺陷。通过比较法研究的途径将其引入我国, 对于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改革和完善, 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从它在美国的诞生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它的制作完全符合道教。换言之, 在同样的背景下, 即使不依靠比较法学, 而仅根据道家法学的原则和方法, 我们也一定能创造出相同或相似的制度规范, 但迟早的事。总而言之, 比较法虽然有助于我们从国外引进先进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范, 但它并不能帮助我们解决那些根植于我国现实生活中的特殊矛盾和问题, 因为这些矛盾和问题可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不存在, 因此不太可能有现成的解决方案或解决方案。比如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相容性, 以及共产党的领导、无产阶级专政与现代西方民主宪政原则、法治精神等的契合度。要解决这些问题, 唯有道家才能有所帮助。作者的两部不起眼的著作《公有制市场经济与民法革命》和《政治垄断竞争与宪政革命》都是借助道家的原理和方法写成的。这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道举理论的潜在应用价值巨大, 关键在于法律从业者如何正确理解、认识、学习、运用。上面提到的两个例子都是大系统。这里有两个更微观的例子。首先, 在民法邻接权制度中, 可以提出“事后邻接”和“间接邻接”两个既不新也不新的概念。前者, 我的意思是“受害者”已经获得了某种形式的“合法性”), 新房会受到影响, 从而影响到自己的通风采光权或其他权益(比如新房的厨房或卧室建在老户的露天厕所旁边, 不舒服)。
       在后者中, 我的意思是 A 和 D 不是直接相邻的, 因为 B 和 C 在中间, 但是如果 A 忽略 D 的利益(或故意反对 D)并且不必要地不恰当地向上游排水, 超过 B 和 D。如果 C 的陆地边界进入D的土地边界, 给D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侵犯了D的间接相邻权, 应当依法给予赔偿。第二个是, 在继承法上, 我国部分地区已经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一个人可能在死前很早就开始采取各种手段和方法分期分批分割财产(可能是自己的财产, 也可能是借来的财产) .资金)转移到孩子和/或亲友(包括“情人”)名下, 在他死后留下一堆债务或破产财产的空壳, 从而损害当事人的权益。公法和私法中的债权人(即“欠税”和“债务债务”)。这个问题可以从比较法的研究中得到帮助, 但仅靠比较法还远远不足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 尽管一些大陆法系国家的继承法规定了“简单承认”和相应的“无限清偿责任”, 但一方面因为继承人有权在“简单承认”和“有限承认”之间做出选择。 ”, 另一方面, 在多个继承人的情况下, 他们也可以相互勾结。财产少的继承人选择“纯粹承认”, “承担无限的还款责任”, 财产多的继承人选择“有限继承”承担责任。
        “有限清算责任”(后者可以在经济上或暗示性地给予前者长期或一次性的补偿或援助)。更重要的是, 所有继承人都可以选择后者, 或者宣布放弃继承权, 免除为死者偿还债务的责任。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道教才能提供解决方案。方法包括法院应公私债权人要求查明真相后, 宣布死者为“污名化者”, 并允许其在一定时间内被污名化为继承人或其他亲属或任何同情者通过偿还其未偿债务来“消除污名化”。当然, 这不应该也不会伤害到确实无力偿还债务的死者。
       凡是善良无辜的人, 生前生后都应该受到世人的尊重。法律制度的创新, 无非是防止不法分子利用法律漏洞, 目的是保护社会和公众利益不受损害或在较小程度上受到损害。顺便说一句, 上述继承法中所谓的“污名化”和“去污名化”的法律规范只是我设想的“污名化”和“去污名化”制度的一小部分。应用, 它的主要应用是在一个人的生活中, 目的是当一个人犯了错误, 无论什么原因留下了污名, 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写这个不良记录, 从而鼓舞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人们弃恶入善, 维护社会秩序和良好风俗。
       此外, 刑法中还有一个例子表明, 比较法不一定得出的结论很容易从道家的理论中得出, 这就是“不归罪”的原则。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是否应追究不作为罪, 尚难下定论。但从法律的角度看, 刑事判决一经作出, 被告人此前未列入判决书“多项罪名”的罪行应予撤销, 不再追究;严格来说, 公诉人作为公诉人的起诉书一旦提出, 就不能再增加新的罪名;在极端情况下, 被告和辩护人作为较弱的一方, 可以在整个审判甚至上诉过程中依法提出新的证据, 以保护自己, 但检方作为控制国家权力的强大机关公共权力, 它没有这样的权力。 - 这是“不怪罪”的原则分为三个不同的层次。换句话说:道家理论为什么会得出这样的道理?因为第一, 允许不作为犯罪的侦查, 不利于督促办案人员“把事情办完”, 容易造成警务、司法人员失职、懈怠。他们会想:“反正以后有机会补救”!二是容易损害国家司法机关的威信, 尤其是裁判的尊严。本来, 一旦判决生效, 服刑的罪犯和公众都会有相应的期待。如果罪犯在刑期即将到期、等待出狱的时候突然宣布失职调查, 不仅罪犯本人、他们的亲属, 普通民众都会觉得他们被“玩”了。由国家司法机关。三是疏漏调查不利于司法资源的正确配置和合理使用, 司法机关容易与已结案的老案纠缠, 甚至无休止地纠缠长期在狱的罪犯。时间。这显然不利于集中有限的警力和司法资源集中打击新的犯罪。总之, 从道家法学的角度来看, 罪责追究制度不会增加社会及其成员的利益, 只会减损社会利益。是不合道的邪法。因此, 我们说“无罪”是一个法理原则。而道既然是自然和人类社会不可逆转的客观普遍规律, 即使它仍然只是一个适当的规律, 也必然会转化为真正的法律原则, 就像“上诉不处罚”的原则一样作为“诉讼时效”。 5.道家的话语体系原本是, “道家学说”是作为马克思主义法哲学的中国化表述而提出的, 但它一经诞生, 其意义并不仅限于此。事实上, 它创造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新的理论体系或话语体系。在这个话语体系中, 对西方国家法学词汇和语言实践中广泛存在的“法”与“法”进行概念区分的做法不仅没有必要, 而且荒谬。当然, 对于大多数中国法学家来说, 甚至在“道家学说”诞生之前, 可能就已经感受到了对“法”和“法”进行概念区分的荒谬性。直到那时, 我们才对西方法学和社会语言学的这种区分的合理性感到困扰, 无法摆脱它们。现在, 随着道家的理论, “道”与“法”的关系(包括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已经取代了“法”与“法”的区别与联系。不复存在。总之, 道家不承认“法”与“法”的区别。同时, 虽然“自然法”的概念还需要存在, 因为它已经被超越——先是被“客观法则”和“内在法则”超越, 然后又被道家的“道”所超越——从而成为学术研究和批评的对象, 不再具有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应该法与实在法(或实在法, 实在法)的区分仍有其合理性, 但法律的“应该”与否不再取决于自然法学派所称的“自然理性”, 而是取决于道教所谓“道”, 就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语言中, 它是事物或现象之间内在的、必然的、本质的联系, 或者说这种联系的内在客观必然性。 .至于“客观法”和“内部法”这两个概念,

虽然还可以存在, 但对解释“道”在法学理论中的含义只能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也就是说,

在道家构建的新的话语体系中, 所有的科学概念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 但对“道”的概念和“道”的原理不再有任何影响。负面或颠覆性的影响。此外, 这个话语体系还应该包括一些与道教没有直接关系的重要的、基本的概念或范畴。它们是: 法律——指在主流社会中实际形成和/或主权制定的关于社会(国内社会或国际社会)各行为体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制度规范, 存在于包括法定法律。 (书面条约也属于这一类)、判例和社会公约。这里的“主流社会”是指不同于或对应于“黑道”和“强盗集团”的社会, 即法制社会。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这里的“规范”是“规则和原则”的总称, “系统规范”是“系统的或系统的原则和规则”的整体或总和。与此对比目前, 国内各种法律书刊中最常见的表述是, 法律是关于什么的“原则、规则和制度的总和”, 给人的印象是法律中的“制度”不是由“系统的”或规则和原则的体系”, 但它们与规则和原则并列, 作为平等的组成部分, 共同构成法律!权利——指主体对客体的法律“充分必要资格”。这里的“资格”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资格, 也不是享有权利的前提条件, 也不是教授等资格。皇帝取得“进士”资格后行使权力并享有相应权利)。我所说的“充分必要条件”是法律上的“充分必要条件”。义务——指主体对主体或对对方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法律必要性。主体——指人, 包括自然人和法人, 后者可以广义理解为所有具有(国际、国内)公法和(或)私法权利和(或)行为的人, 包括国家、国际组织、地方政府。有能力的组织, 甚至是非法人实体。对象——其一般形式为利益或“一般利益”, 包括各种利益, 有形的和无形的, 有形的和无形的。因此, 在这个话语体系中, 权力本身并不是一种权利, 而只是一种权利。权力本身是不对的。相反, 它是权利的客体或“主题”。此外, 这里所说的“权力”不仅仅指公权力(如立法权、批准权、否决权、信任投票权、赞成或反对权, 还有弹劾权、罢免权、指挥权、管理权、司法权等;至于中文“选举权”, 应分解为参与选举权和选举特定人的权力), 还包括私法中的权力(如The power公司董事会、总经理职权和股东大会职权)。总之, 一切权力必须有合法的权利(即作为权利的客体, 在权利的“保护”下行使)的支持才合法, 否则就是非法的(只有当一个人获得了对该权力的合法权利时)他能合法行使吗。否则, 他的权力肯定是非法的, 根本不能行使。)。由此看来, 主权是对内对外的至高无上的权力。(主权或最高权力)当然也是合法权利(即“主权权利”)的客体或客体, 尽管如果它是合法的, 它本身也可以衍生出从属的主权权利(即“主权权利”)。 ”, 出于主权)。上面列出的概念和范畴, 并不都是从道家的原理和方法中衍生出来的, 但它们与从道家衍生出来的概念和范畴很好地兼容, 共同构成了一个统一的话语体系。六、道家理论的实用价值 多年来, 作者多次向读者和听众解释道家理论的原理和应用方法(包括课堂教学、学术讲座、出版书籍和文章)。但是下面还是有人问我:学了道家以后, 还能有什么用?正如我所说, 用途非常广泛, 很难一一描述。至少, 一个学过道家的人, 可以很容易地理解和解释任何国家、任何历史时代的一些看似离奇的法律规定。因为, 所有这些制度和/或规范都是人们在特定情况下为了避免道的惩罚(即客观规律)或获得回报(如果他们足够“聪明”并且能够正确回答)。这样, 当我们发现现实中缺乏某些法律规定时, 我们一般可以正确推断出一、二、规定了三个“应该”, 也可以根据道家法学原理进行分析论证, 证明这种应该法规范转化为现实法律的条件、时机、地域、国家和大致时间。实用的方法。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因素需要注意, 那就是法学家和立法者(君主)对“道”(即客观规律)的正确认识。准确地说, 前者的任务主要是科学地揭示和阐述“道”, 而后者的任务是准确理解和接受“道”, 并将其转化为(“表达”为)“道”。适时发”。显然, 真正的关键是一个人对“道”的理解能力, 这不仅取决于他或她的智慧、智商或健全的理性,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他或她的阶级地位, 以及选择当他或她的个人和/或团体利益与道的要求发生冲突时。在这个问题上, 道家的作用是让当事人认清真相, 即:违背“道”, 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但惩罚迟早会到来。就是这样。在这种情况下, 最好是顺应“道”的要求, 按其所想的制定法律, 按其所要的方式改变法律, 或者至少看好它的成功, 而不是阻碍它。至于利益符合“道”的人, 当然会(也应该)积极推动其实现。因此, 可以说, 道家的实用价值在于学与用的人, 而不在于理论本身。在这里, 我认为以我多次向学生强调的观点, 作为本文的总结, 即:“道在哪里, 法在哪里;道所指, 法在哪里。” ——这是作者的道家法学理论。一个人的信仰。 (2001 年 3 月 23 日)